
作者简历 刘小沁,1947年生,中学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大学毕业于哈军工。在部队工作16年。1981年转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现代文学编辑室和《当代》杂志文字编辑、美术编辑,副编审。
原题:周总理的一张照片(增订版)
1971年5月,我陪在广州养病半年多的父亲回到北京,住在东交民巷原德国大使馆院内。那一段时间,周恩来经常来探望我父亲。我父母看总理太过忙累,让我这个“开心果”去看望一下总理和邓妈妈,帮他们散散心休息休息。
先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说总理在家办公,司机老邸就送我进了中南海西北门。车停在有警卫站岗的西花厅院门外,我就走进西花厅的小院。进院子后,左手西厢房秘书办公室里赵炜阿姨迎出来说,阿沁,你来得好,我和邓妈妈都劝不动你伯伯(音掰掰),你快去劝他休息一会儿。
进到客厅只见到邓妈妈,我们聊了几句,我想完成帮总理休息的任务,就说,我要去办公室里把伯伯拉出来散步。邓妈妈打趣道,他的办公室是广寒宫,一天到晚就在屋里开会开会办公办公,都没时间见见太阳!他的广寒宫我可不敢进,平时你伯伯不让我进他办公室,要去你去吧!
出了客厅门,旁边就是总理办公室。恐怕没人能想到,一个大国总理的办公室会如此朴素甚至简陋,正中央放着一张几乎如乒乓球台大小的桌子,我都怀疑是两张普通桌子拼成的。上面散放着各种文件。伯伯正在有台灯的另一张稍正规一些的办公桌前看文件。
总理看我来了很高兴。我说,爸爸妈妈专门派我来,请你休息休息!请你一定要劳逸结合!邓妈妈请你走出广寒宫,到外面见见阳光!总理哈哈大笑,说,还是你花样多。他起身走到大桌旁时,我被大桌子上醒目地摊开的一本画报和一张照片吸引住了。那是一本《人民画报》的彩色送审稿。旁边放着和画报差不多大小的一张总理手捧红宝书的彩色大照片。
我翻看画报,只见里面第一页是一张林彪捧着红宝书的满版彩色大照片,署名峻岭。

江青为林彪拍摄的照片《孜孜不倦》,同时刊登在1971年7~8期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
后一页则是姿势差不多的周总理手捧红宝书的彩色大照片,画报里用的正是旁边单独放着的这张总理照片。于是我问,伯伯,你和林副主席的照片都是江青同志照的吗?(我曾听我爸爸说起过,江青给林副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都照过像,我爸爸只照了头像,没有拿红宝书照相。)
伯伯说,是江青照的。为庆祝建党50周年,《人民画报》准备登载。我拿起桌上伯伯那张照片,没大没小地评论道,还是伯伯这张照得好,不细看以为同一个角度拍的,其实略有侧位,书和人物景深小些,书不模糊,人物也清晰。林副主席手中书上的字较模糊,人脸也不够清晰。
伯伯点点头,反复对比,仔细把两幅照片看了看,对我说,你对摄影还懂一些啊?然后他沉吟片刻说,我这张照片还是不用的好。幼稚无知的我根本没听明白总理的意思,立即把他那张大照片紧紧抓在手里说,那就把这张照片送给我吧?真是半抢半夺的,总理笑着说,好好好,你拿去吧。于是我高兴地拿回家给父母看。爸爸无可奈何地批判我是个“二杆子”。
文革初期,总理曾指派我做哈军工的联络员,让我经常向他汇报社会上发生的各种真实情况。所以我经常向他和邓妈妈反映问题,他们知道我心直口快,诚实正直,又是不陷入任何派系斗争的逍遥派,所以对我的意见肯听取,并重视。看起来,我对两张照片的分析,得到了他的赏识。
1976年1月8日总理去世后,我把这张手拿红宝书的总理照片恭恭敬敬摆在我家客厅的桌子上,供家人和客人在总理像前默哀思念。
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知道我在周总理去世当天就赶去北京医院太平间看望总理,想让我母亲带她去。我母亲无能为力。我告诉聂力,我随母亲去时,周总理正躺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窄小的床上,房间里只有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朱殿华一人,正准备给总理理发。我一眼瞧见伯伯满头长发,凌乱苍白,灰白的胡子长长的垂落胸前……一世英俊,风度翩翩,仪表堂堂,世无其二的周总理,怎么会变得如此悲凉凄惨?我惊骇地放声大哭,肝肠寸断,心如刀绞。
聂力问我,你有没有留一绺总理的头发?没有啊!眼前总理悲惨的景象早已使我五雷轰顶,魂飞魄丧,万念俱灰!哪会想到保存一绺头发留念啊!但是我有一张总理送给我的照片,其实并不是总理送的,是我要来的!聂力赶到我家,在这张照片前躹躬哀悼。
因为我当时在总理办公桌上亲眼看到了《人民画报》彩色送审样稿上,已经把林彪和总理捧着红宝书两幅照片都印上去了,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一直以为总理这幅照片在1971年的《人民画报》发表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直到2022年,研究历史十分严谨的蒋健对我说,1971年《人民画报》上并没有刊登周总理此照。而且,他是第一次听说,江青给总理拍摄过手捧红宝书的照片。我很奇怪,心想可以找当年的画报作证。不料我找到《人民画报》庆祝建党50周年的7-8合刊,里面果真没有周总理这张照片。
我这个毫无政治头脑,不知天高地厚的“二百五”的随意评论,不可能导致周总理撤掉了那幅原准备刊登的照片。具体的撤稿原因和过程,我也没有能力考证和还原。现在想想,一个月后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历史何等复杂叵测啊!
蒋健研究历史一贯叫真,再三强调总理拿着红宝书照片的史料价值。他说,无图无真相,一定要看到“真迹”。由于我搬出公安部后又搬过三次家,几十个大纸箱子,照片早不知压在哪个箱子底下了,我实在没劲儿去翻,肯定没丢,一时找不到。

易萍照片。刘小沁摄
老天有眼,幸好在一本旧相册里,发现了一张我给弟弟的女友易萍在我书房里拍的照片,她右上方的墙上,恰好挂着这张总理手拿红宝书的照片,证明我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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